该条中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规定使之具有域外适用的可能，同时赋予了私人诉讼的权利，旨在提升执行力。

结语 从法学的角度讨论风险评估的法律规制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将风险评估置于法治架构之内的努力。从风险评估可以是不断迭代的动态过程来看，还有必要明确进一步调查研究、风险再评估、偏离推荐值等与不确定性减少相关的规范要求。

[30]如前述《环境保护法》对预警的规定。在后种情况下，则涉及为了风险规制这一公共政策目的是否给私主体增加了不适当负担的判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当前学界研究更多关注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的二分框架下的前述法律对策，而几乎没有提及风险评估内在不确定性与外部不确定性的不同，就更不会注意到，前述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二分的框架下的种种对策只能解决前述外部不确定性问题而无法解决内在不确定性问题了。而风险管理，更多是政策的事，受民主决策和行政问责等传统行政法规范约束。如此操作，固然在技术上使得风险评估在知识和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仍可继续进行，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46]我国《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也允许在说明理由的前提下选用推荐模型以外的其他技术成熟的大气风险预测模型[第9.1.1.1（c）条]。[34]不过，在此无须深入这些学理争议，只需提取相关交叉共识，即可确认：鉴于风险评估的实施方式通常并不涉及强力运用，其实质内容也只关乎提供特定风险信息，而并不涉及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直接干涉或处置，因而无论根据侵害保留理论还是权力保留理论，都不在行为法上的法律保留适用范围内。参见马怀德、解志勇：《行政诉讼第三人研究》，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

所以，无论是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还是‘直接利害关系，都不适应解决当前行政诉讼中存在的立案难问题。[lviii] 然而，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再审案中，首次系统性地明确导入了德国的保护规范理论，这一司法举措似乎意味着司法裁判在法律解释路径上的技术转型。该司法解释第13条对第12条进行了示例性和类型化的补强规定。财政法院主管租税方面的行政案件。

很多立法的原则性、促进性甚至倡导性的条款过多，同时，下位法对上位法的重复率过高，缺乏必要的技术细节和操作性程序规定。从这个角度而言，保护规范理论就是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其天生就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这一局限性与德国法的严密逻辑体系正相关。

1970年联邦最高法院在Association of Data Processors v. Camp[lxxx]案中形成的判断基准为：（1）事实上损害标准（injury in fact），即案件首先要构成司法争议，且起诉人利益遭受被诉行政行为事实上的损害。否则，制度体系本身必将以自我抵牾的面貌展现其内在的立法矛盾，从而有悖于科学立法的总体要求，也与宪法对立法者的利益权衡委托义务不符。同时，如果违法行政影响到了相对人的非法利益或不法利益，尽管后者不值得保护，但存在违法行政纠错问题，此时相对人如若提起诉讼，是否应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甚或无效，就要求司法职权的能动性发挥了。比如，在臧金凤与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人民政府、臧作兰行政再审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就持类似观点。

不过，这里存在一个主观公权利保障和客观法秩序维护、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边界设置问题，而恰恰是边界上的模糊性和利害关系在判断上的高度不确定性、伸缩性，导致了在诉的利益和利害远近距离拿捏上的技术困境。前者强调行政诉讼主管的范围勘定，后者关注私益保护的司法逻辑边界。通过案例2可知，未来在修改法律时，在法典中进一步明确驳回申请类行政复议决定的可诉性是非常必要且急迫的。如果将其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主管的那部分行政案件一起考虑，可以说，在德国，没有什么行政案件被排除在法院的受案范围之外。

更为关键的是，立法质量和立法能力的大幅度提升还有待长期的民主训练和经验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余论 在行政法中，起诉权的问题是最有争议的问题。

如果别无其他机关管辖时，其可向普通法院起诉。再如《行政强制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这一点在案例2中得到了充分佐证。值得肯定的是，在行政法学平衡论的影响下，[lxv]我国有不少法律在其第1条有关立法宗旨和目的的规定中，都试图实现职权行使和权利保障、公益和私益、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平衡。[xlvii] 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行终570号行政裁定书。至此以往，相对人在法律上的内涵是狭义的，仅指行政行为针对的直接相对人，即直接被法律文书所承载并受行政行为法律效力拘束的人。某书院收费案救济程序问题参见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3行初170号行政裁定书。需要强调的是，第一阶段中后期，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降，我国就已开启了向第二阶段过渡的司法尝试和经验积累，并且由于学界的不断呼吁和司法实务界的不懈努力，有了2000年行政诉讼司法解释对原告资格的立法性拓展，并经由2017年行政公益诉讼条款的创设，最终形成了我国当下原告资格判断的梯度性结构体系。

由于后者既涉及原被告资格认定问题，又涉及审查提起诉讼的诉求和事实根据，因此，在进行实体性本案要件审理前，从司法逻辑或诉讼结构上尚须对案件的先决问题作出判断。参见黄先雄：《德国行政诉讼中司法权的边界及其成因》，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

究其原因，就在于司法说理时缺乏对原告资格的梯度性论证，导致推导出的裁判结论显得极为突兀，论证和结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逻辑断裂。四是该行政法规范包含着不能被一般公益吸收和消解的、个别化的个人利益保护之立法目的，且此处的个别利益不能仅仅是作为反射利益受到影响。

三是保护规范理论适用所要求的基本权利的辐射效力敏感于权利保障的法解释技术，高强度的司法审查标准在我国当下难以满足。（2）利益区间标准（zone of interests），即起诉人应证明其寻求司法保护的利益涵盖在法律或宪法规范保护的利益区间范围之内。

第16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联营企业、中外合资或者合作企业的联营、合资、合作各方，认为联营、合资、合作企业权益或者自己一方合法权益受行政行为侵害的，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如是，保护规范理论所要求的所谓根据规范，在我国绝大多数是行政立法规范和地方立法规范，很难实现中央代议机关立法对司法和行政的民主控制。[lxxviii] [美]理查德·J·皮尔斯：《行政法（第五版）》（第三卷），苏苗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5页。[lxxi] 宪法法院主管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性质行政案件，普通法院主管公民个人因特殊公共负担产生请求权、公法上的财产请求权和违反公法契约以外公法义务所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权诸方面的行政案件（主要包括国家赔偿、补偿等），当其他未被联邦和邦法律明文规定为其他法院管辖的争议发生时，普通法院还有兜底管辖职责。

原告50元参观对价的支付（损失）与其说是书院的民事行为所致，毋宁是民事行为背后的行政批复行为的法效力影响游客的必然结果，行政批复是某书院能够收费的基础性赋权行为。可见，原告被置于双重法律关系之中，既与本案的行政诉讼第三人某大学（某书院）基于门票收费和参观形成了所谓的民事法律关系（当然，从公共服务的角度而言，作为文物保护单位，某书院与参观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亦非纯粹的民事法律关系），[liii]也因湖南省发改委的批复行为，与后者形成了行政法律关系，尽管这种行政法律关系是间接的。

这种诉讼条件和本案要件一体化审判模式，与我国当下采用的以单向度多阶段为主、以复式一并审理为辅的混合诉讼结构构成了鲜明对比。[xxix] Schmidt-Aβmann, in:Maunz/Durig, Grundgesetz, Art.19 Abs.4 Rn.116 ff. [xxx] [德]哈特穆特·鲍尔：《新旧保护规范论》，王世杰译，载《财经法学》2019年第1期。

当然，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是事实上利害关系标准和约定上利害关系标准的前提与基础，后者是前者在司法判断逻辑上的必要补充和适度延伸。为此，原告至少应证明：一是在本案中，其享有的是主观公权利而非仅是私法权利。

在法国，受客观主义行政审判模式的影响，整个行政诉讼的核心在于制止违法，而非经由诉讼实现诉争权益。换言之，原告因被告的批复行为是如何成为遭受社会通常观念上显著侵害的人的。同时，立案工作人员不是法官，无权力也无能力判断案件是否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条件。[xxviii] 参见杨寅、吴偕林：《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另一方面，在案例1中，长沙市两级法院的裁判核心限定于利害关系意义上的原告资格，并结合立案条件（除了必要的规范性和法律阻却事由外，登记制下立案环节本来是无条件的）和起诉条件对驳回起诉进行了补强性论证，试图消弭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登记立案和起诉条件之间的制度紧张，其结果仍然未很好处理本案要件和诉讼要件被置于同一程序并行审理时的先决问题。第二，保护规范理论解释路径的地方性与局限性对我国原告资格判断标准开放性的有限技术影响。

[lxii]可见，德国保护规范理论是以法律创制主义和法律优位主义为前提的，立法质量的高低和立法规范的密度直接决定着对个体主观公权利的司法保护程度，尽管规范的保护目的并不能单单由规范制定者的可证明意志推出，甚至不能优先地由此推出，保护目的之探求经常不能只从直接相关的规范入手，而必须通过体系解释一并考虑周边的规范构造和制度的周边条件。司法解释在维护法制统一和指导司法实践诸方面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见倪洪涛：《文物保护单位门票收费许可的合法性研究——以岳麓书院收费案为中心》，载《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3期。[xliii]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行初830号行政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行终6562号行政裁定书。